二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两个主要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崛起。德日都是后起工业国，都走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德国是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电气和化工为标志的“新工业”的引领者，并在20世纪初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市场上的头号贸易强国，“德国制造”开始享誉全球。日本则在明治维新后效仿德国，被称为“东方的普鲁士”。

    从深层看，两国都以制造业制成品出口见长，且其生产体系也有不少相似之处：两国经济中都存在一些大工业联合体，它们之间相互参股，背后有大银行的支持。这一产业组织保证相关产业上下游之间的紧密合作，有利于协同创新和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两国都致力于建立严格的工业标准与质量保证体系。1960年—1980年，德日在汽车、家用电器等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全面战胜生产标准化大众产品的美国，而日本企业依靠瘦身管理和灵活的员工作业协调在生产高质量系列消费品方面则更胜一筹。

    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的国际竞争力持续提高，日本却经历了“失去的十年”，至今仍没有完全走出经济低谷。曾经如日中天的日本制造业虽在一些领域仍然占有领先地位，但在汽车（特别是高档轿车）、机械制造、电气设备、化工等制造业关键部门与德国的竞争中处于劣势。2012年，德国的货物出口为1.5万亿美元，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0%，占世界总出口的9%，2011年日本货物出口则约9000亿美元。

    德国制造业在与日本竞争中占得先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德国经济政策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德日经济都受益于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汇率安排。然而，德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使德国马克逐渐升值，同时，通过鼓励结构转型和创新来保持竞争力，使企业尽快摆脱了对本币低估的依赖。而日本却迟迟不愿主动对汇率进行调整。上世纪末，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遭受巨大打击，增长停滞与通货紧缩使企业结构调整举步维艰，并制约了其制造业发展。

    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兴起，发达工业国的制造业面临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压力，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将制造业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将经济增长的重心放到金融等服务行业，造成产业“空心化”。而德国政府、工业界和产业工会却在坚持发展制造业方面高度一致，并通过技术创新使德国制造业的产品进一步呈现出专、精、特、高等特征。这在当时看上去有些保守的决策，今天看来十分具有前瞻性。如今，德国生产的螺丝有成千上万种规格，工业用插头可适用于上千伏电压且耐耗，德国制造成为专业品质、上乘质量的代名词。

    其次，适应全球化，德国制造对自身生产体系作出适时调整。德国大工业企业如西门子、大众集团都调整了内部结构，把亏损的部门坚决处理掉，积极采取国际化战略，为世界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德国大银行也放弃了对大工业企业集团的股份，将它们推向资本市场。由于德国“双元制”的职业培训体系与日本主要依靠企业内部培训的体系相比更有效率，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更有效率，而当前日本雇员终身制却面临挑战，并因没有专门的职业技能很难适应工作的流动。

    最后，是文化的传承。细心的人会发现，“质量一流”、“品质保证”之类的宣传语很少出现在德国产品介绍中。因为，对产品质量的追求已经成为德国企业的一种潜意识。

    企业文化是亚文化，与国家的传统社会文化密切相关。可以说，德国的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缩影。

    从宗教层面上来看，德语“职业”一词，就有“天职”的意思。这意味着德国人把对上帝的忠诚移植到了对职业和工作的尽心尽力中。反映在企业经营上，企业运作不单纯是追求经济利益，而遵守企业道德和制造高质量产品是企业与生俱来的义务。

    德国人有着严谨、冷静而内敛的民族性格，乐于遵守自己制定的各种规章和制度，并引以为豪。在德国，人们视遵纪守法为最高伦理原则,普遍存在着求稳怕乱、安于现状、自满自足的心理。这一心理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与德国经典哲学文化传统有着直接关系。

    18世纪后，德意志在人类文明的创造上让世界惊叹。在思想艺术体系上,出现了康德、莱布尼茨、马尔库塞、叔本华、尼采、费尔巴哈、黑格尔等庞大而伟大的哲学家群体。德国的传统哲学深深地影响了德国的企业行为——追求完美。这种完美的哲学追求由三个部分组成：探求事物的本质、确定长期战略、适应外部环境。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在现今的企业中仍不断应用。

    在民族文化的不断传承中，造就了德国人最核心的“理性严谨”的精神文化。严谨、保守、思变、自省深深地根治于德国的民族性格特征中，就像是德国本民族的语言，复杂而精确，语法和词汇不能出现丝毫的模糊一样，界线分明，黑白分明。这种一丝不苟的性格特质成就了德国制造的不朽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