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战争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个战争概念。就像Model-T代表着20世纪初的全面工业化和自动化战争一样，21世纪初的战争由那些长而灰色、有翼的、有着火柴棍般机身的无人驾驶飞机所代表。这些战争由先进的工业国家在远离它们边界的地方发起，需要一条长的后勤和供给保障链，在这些远离国家的山区和山谷中进行的小规模冲突和反叛乱战斗中，无人机的应用能使战争更具有优势。

在美国，我们称这种战争为无人机战争，或者甚至是“轻足迹”作战，但在英国，它们有一个更精确的全面的称呼：远程战争。2018年6月，牛津研究小组发布的《远程战争项目》报告详细阐述了一个国家从这种作战方式中可以为21世纪这近20年的时间得到何种经验教训。

研究报告的作者是Emily Knowles和Abigail Watson，他们分别是英国远程战争项目的负责人和研究员，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了该项目的核心矛盾。虽然应用远程打击维护民族国家建设不太可能成为英国武装部队未来的任务，但在可预见的未来，远程打击“可能是‘最有可能’的英国海外军事行动形式。”

考虑到这一点，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研究作者是如何在远程战争的背景下构建技术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最后要强调的是，远程战争不一定是通过远程武器系统进行的。虽然无人机攻击、空袭、网络攻击或自主武器无疑有可能增加操作人员和打击目标之间的物理距离，但这些方式实际上可以用于支持任何类型的作战。简而言之，‘远程战争’中的‘远程’的含义更多的是指战略距离而非物理距离。”

这与2018年7月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的报告相似，该报告包含了决策者和指导他们与无人机之间的关系的神奇思维。CNAS的报告使用无人机作为核心，但明确地将研究对象扩展到“轻足迹”战争，并阐述了涉及到“轻足迹”战争中决策者采取行动并使用其它军事力量时，所带来的技术和风险的部分理解方式。如果远程战争是未来战争的道路，那么从过去的错误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作者为决策者提出了远程战争五个难以解决的事实：远程战争无法做到保密、干净利落、低成本、为对等冲突进行军事优化，以及远程战争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报告指出，无人机袭击和特种部队的战争意味着比传统的军事作战更加不透明。这不仅意味着更少的公众监督，还意味着更少的内部分析以确保其是否能有效地实现任务目标。只有那些直接参与作战行动的人向决策者进行汇报，才能形成一个不断通过批判来完善的任务反馈循环，而远程战争所做的是要远离这些批判并强化决策者作用。这也是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在特朗普政府关于美国无人机战争政策的报告中发现的一个问题，因为缺乏透明度，对于成功或失败的独立核查几乎成为了不可能。

“最重要的是，有必要将远程战争看作是实现有限目标的有限工具，”作者写道。“如果不在那些使用无人机的区域制定更广泛的安全战略，英国和其盟军的行动就会有增强团队权力的风险，并可能加速产生不符合他们长远利益的结果。”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观察员来说，了解无人机和远程战争所带来的战略局限性至少与了解这些工具的能力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