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研单位，都是国家建立和包办的，不是企业建立的。科研单位、科研人员，之间没有竞争，没有“优胜劣汰”；人员工资待遇和科研经费，都由国家供应，科研人员是“铁饭碗”，没有“优胜劣汰”的压力，也就失去了“力争上游”的动力；其研究题目，不是企业下达的，而是自己申请的或政府下达的。研究项目与企业需要严重脱节，跟不上世界快速发展的科技潮流。企业界和学术界，没有竞争和“优胜劣汰”，就必然出现停滞和腐败，于是“假冒伪劣产品”和 “假学术权威”泛滥。所以，一些在国内称霸的所谓“教授”、“学者”、“专家”之类的人物，一到国际的科学论坛上，就只有当“旁听生”的份了。
国家政府、地方政府、大学和国营企业的科研所和科研团队，共有上千个，科研人员达300多万，2012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0298.4亿元，平均每人30多万元，居于世界各国投入科研经费总额的前列，这项巨额资金，都用在哪里了？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内，直接用于科研项目的资金比例仅为40%，科研经费有60%以上用于打点、会议、个人提成等非科研开支了。
中国虽然有一些民营企业，但是，在国营大企业，占主导和垄断地位的情况下，主要的关键的企业资源和科研资源，都由国家控制；民营企业，只能在国营企业的“夹缝中”生存，只是国营企业的“补充”。所以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都是中、小、微型企业，因此，中国的中、小企业寿命很短，平均寿命只有3.7岁。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既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科研机构，也没有能力牵头建立相关的新产品零件的供、需利益链，来保持本工厂的产品不断升级更新。
由于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很迅速的，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需要是随时随地变化的，对于新科技的需求项目是不计其数的，国家政府的硬性计划，既不能随机应变，也不能包罗万象，怎能随时跟上或超过社会需要的快速变化？
由于国营企业自身没有发展科技的动力，民营企业因又无力建立私营科研机构和无力牵头建立新科技产品的生产供、需利益链，而不能建立保持具有竞争力的科技产品生产厂。这样，中国的大多数的有钱人，就只好把钱用在购买外国的先进商品、购买外国债券、存入外国银行、购买外国破产企业、炒股投机、搞房地产或土建工程、挖山卖石，挖地卖土、贩卖商品、到外国承包土地、开办商店、租赁飞机、等等这类粗劣低级的买卖上和吃喝玩乐上。所以，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是最好吃的“唐僧肉”，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慷慨的“送钱大军”，是世界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
除了中国的企业垄断体制阻碍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以外，中国的“学术圈子体制”和“跟风”特性，也是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科研无罪”，这是世界常识。但是在中国，任何人在“学术”刊物或媒体上发表学术见解，如果不合“权威（政治的或学术的）”们的口味，就会被封杀；更别想得到官方的立项批准和物质上的支持了。
发明专利分为原创性专利（简称原创专利）和非原创性专利，我国原创性专利几乎没有。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在科研上投入的人力、物力，比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的都多，但是，只起了个“模拟”外国科技产品的作用。
而非原创性专利申请数量巨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但是被利用起来的却很少。
中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虽仅占中国企业总数5%以下，却为国家贡献了66%的专利和80%的专利新产品；而占95%以上的科技型国营垄断大企业，反而贡献很少。
由于在上述10个个基础的关键的科技领域，都处于落后状态。就导致了如下情况：中国满天飞的飞机，大功率的发动机都是外国产的；遍地跑的汽车，高性能的发动机也是外国产的；中国目前有5亿台电脑，电脑芯片都是美国的；中国的尖端医疗设备，全是买了外国的；万吨轮船和军用战车、坦克、战船、潜艇等等的高性能的发动机，都是进口外国的，都比外国落后1代或2代；中国的大部分高科技工业生产线，都是买了外国的或是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办工厂带来的；高速列车的关键部件和信息系统的关键部件，都是外国产的；中国的海底油田很多，却不能自己完全制造海上钻井平台，还要叫外国人带着海上钻井平台来开发。。。。。。。由此可见，所谓的“中国制造”，实际上是“中外合造”，中国就是一个“成品组装厂”；外国人造的是心脏和大脑，中国人造的是四肢和皮毛。外国人用大脑赚钱，中国人用两手赚钱。所谓的“经济大国”，是帮助外国人赚钱的大国、是廉价出卖地产原料和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大国。只要外国人看到不赚钱了，把在中国开办的工厂一撤或者“心脏”部件供应一停，“中国制造”就只剩下“低端商品制造”，“经济大国”也就随之消失了。今天的中国，刚摆脱了“土地殖民地”的地位，又陷入了“科技殖民地”地位，并且被外国的科技“绞索”套住了。在高科技制造方面，绝大多数的项目，都被外国卡住了“脖子”，所以，在国际市场上，基本丧失了竞争力，在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中，中国就处于下风，直不起腰来。1949年摆脱“土地殖民地”的地位时，宣布“站起来了！”，今天又陷入了“科技殖民地”境地，又“趴下去了”。一个人的孬、好不是靠自己吹的，而是由他周围的人们感觉出来的；一个国家的强弱，也不是靠自己吹的，也是由它周边的国家感觉出来的。周边国家对这个国家的态度，就是这个国家强、弱的“试金石”。今天，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把中国视作“唐僧肉”、“纸龙”，群起而蚕食和围攻之的现象，就是对中国又“趴下去了”的直接注解。
所以，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的基础的长久的力量不是国家投资和国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这一事实，从1970年以后，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纷纷把1960年以来把民营大企业改成国营的，又不得改成民营的反复过程中，得到证明。
中国的一些人，看不到或不敢承认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制度的关系，把中国的科技落后，归咎于“科学教育”和“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不够，提出“科教兴国”和“原创立国”的口号。这些人没有认清，在今天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企业的需求之间的联系：
每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源于人们的实际需求。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遇到了难解的问题或产生了一种新的愿望，人们就要想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或实现这一愿望。于是，就寻求解决问题和实现愿望的办法。这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因。
例如，意大利的一个矿井的老板，发现他的矿井的抽水泵，干转抽不上水，是水泵坏了吗？换了新的水泵，还是那样，原因是什么呢？问了很多人，都不得其解。后来，他找了物理科学家伽利略，请伽利略帮忙找出原因。
伽利略，经过多次试验发现，抽水机在工作时，不能把水抽到10米以上的高度，他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存在“真空力”的缘故。他发现这个矿井的深度超过了10米，于是建议老板，用两个水泵，进行两级抽水。于是就解决了问题。后来，伽利略的助手托里拆利，进行了大量的实验，验证了空气具有重量的事实，证实了“真空力”。从1643年起托里拆利曾先后采用多种液体，设计了多种实验方式进行研究，如海水、蜂蜜、水银等都是他选用的对象。大量的实验证实了抽水机提升液体的高度，决定于液体的比重。
再如，1946年，美国人为了计算炮弹弹道的海量数据，于是就发明了电子计算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用的是玻璃真空电子管，总共用了18800个，占地1500平方英尺，总重达30吨。这么庞大复杂的计算机，不适应移动使用，必须缩小体积，才能适应移动使用。为了缩小电脑的体积，人们又发明了半导体晶体管，从而使电脑的体积大大缩小；可以用在计算空中移动目标的运行轨迹并控制导弹打击目标。但是，还不能适应放在导弹头上使用，于是又发明了硅晶微型电脑芯片。如今的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硅晶芯片，可以有几十亿个电子元件。这样，就可以用在微型机器上了。例如：导弹、手机、银行卡等等。
以上两方面的例子证明，先有企业需要，后有科学技术的发展。企业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因。
在完善的大工业商品经济环境里，企业在“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的支配下，为了提高商品的“性 /价比”，以便获得较高的利润，就会积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企业为了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必然大力招收懂得新的科学技术的人才。企业的需要，就促进了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解决企业生产中出现的难题，成立专门的科研机构；为了加强不同学科的合作，国家成立了国家科学管理机构，为全国的企业运用科学技术，提供服务。学校为了满足企业的人才需求，就多招学生；并按企业对于各种科技人才的需求量，安排学科人数。学校对口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被企业招收后，促进了企业的科技生产，使企业取得了高额利润。高额利润，又为企业开发或使用更高级的科学技术提供了经济基础；于是，企业的对于人才的需求档次就提高了；企业对科技人才档次的提高，就对学校的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促进了学校的教学档次的提高。由此，就出现了“企业”与“科研单位”、“学校” 互相促进的局面。企业兴了，生产出物美价廉的先进的产品，并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就使国家富强了，国家自然就“兴盛”了。
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国营垄断企业，不受“价值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的作用，导致企业自身没有对科学技术的迫切需求，中国的科研、教育，就失去了企业的需求基础。所以，学生们学的科学知识再多、再先进，企业不需要，也就无“用武之地”了。没有企业的需求作基础，即使有科研创新成果，也转化不成商品。因此，没有企业需求做基础的“科、教”，是“兴”不了“国”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教”与兴国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地关联：科技----利润----企业----兴国。“科、教”是“企业”的直接需要，而不是“国家”的直接需要。“企业” 是“兴国”的直接力量，“科教”是“兴国”的间接因素。构成“兴国”的要素很多：人口、幅员、科学技术、文化、经济体制、国家制度、国家领导集团的智慧、国际条件等等。单纯地强调“科教兴国”，是片面的、本末倒置的。
要突破今天中国阻碍科学发展的各种障碍，光靠国家政府提倡和奖励发明、创新的人员，是不行的。企业没有对于新科技的迫切需求，发明的东西再好，不能被企业使用，就转化不了商品，就被闲置起来。唯有让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普遍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正常发挥作用，逼着中国的企业不停地迫切需求先进科技，才能使新的科学技术不断地涌现出来。使中国成为“科技创新型国家”，躋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而要让大工业商品经济社会的普遍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正常发挥作用，就必须改革现有的不适合科技创新发展的企业体制以及政府与企业的旧式关系,，从而使中国具备前面所讲的科学发展所必需的3个前提条件。
1979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被“饥饿”逼出来。
(审核编辑: 小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