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工业互联网本质，助力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创新

2017 年 7 月 24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了最新的全球经济预测，虽然全球经济增速保持不变，但是全球经济复苏的整体格局正在转变。其中一点，就是中国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正在显著增强。自 2016 年 4 月至今的 6 次预测中，IMF 对于中国经济增速进行了5 次的调升，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充满了耐力与韧性；这同时也表明，中国内部的“供给侧改革”与“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运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用发展促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取代唯 GDP 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已经成为主要经济观点。

在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重要指示，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社会持续发展。这里面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重要指引，一是人民群众的需要信息必须精准迅速地传递到供给侧，二是供给侧必须依据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进行要素的科学配置、扩大有效供给，并时刻保持供给结构对于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在上述背景下，世界恰好迎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全球工业系统与高级计算、大数据分析、感知技术以及互联网前所未有的出现了大融合趋势，信息的传递呈现了多渠道、多层次、敏捷迅速、精准可靠的态势；以重构全球工业、激发全球生产力为宗旨的工业互联网因此应运而生，助力中国供给侧改革继续深化，是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实践。

在这里，笔者需要澄清一个工业互联网的认知误区。工业互联网的技术体系是由三个侧面（物联网+互联网+工业大数据）相辅相成凝结而成，不可偏废（对于三个方面的详细介绍，由于不是本文重点，此处不再赘述），但是过度依靠技术方面的重要作用，会使工业互联网的整体建设出现方向性偏差；因为工业互联网诞生之日起的宗旨就是重构全球工业、激发全球生产力，则笔者认为工业互联网的建设首先是一个经济管理问题，而绝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这一点的认识清楚，可以帮助我们在建设过程中不走弯路、少走弯路。

通过笔者近 20 年围绕着中国工业领域的浅显经验，在工业互联网大潮即将澎湃之时，阐述以下观点：

一、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管理命题，而非一个纯粹的技术推广命题，是重构全球工业的重要手段。

经济管理解决的是机制，技术推广解决的是痛点；管理是目标的实施，技术是实施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就变成为了技术而技术，从而丧失了正确的经济管理主导权。

在经济管理的视角下，微观解决的重点在于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和企业外部信息的交互及时与准确的问题；中观解决的是地区产能的调整与协作能力以及外部资源获取与交易的问题；从宏观层面来说，就是国家产能布局与外部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一切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就是市场信息传导不准确、不及时、滞后，缺乏价值机制，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牛鼻子”。

工业互联网恰恰能够借助先进的信息物理技术手段，将原本市场看不见的那只手（市场调节机制）——数据化、显性化，让供需双方的关系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变得透明与精准；继而借助工业互联网数据传输的敏捷性、准确性等技术特点引导市场快速进行要素配置（技术装备更新、生产制造协作等），最终做到供给侧改革要求的：提高供给质量、引导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所以，本质上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是一个经济管理问题，而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需要健全社会更广泛地参与的机制平台，这不是能够通过某几类技术推广而能够迅速达成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该着重解决的是供求关系的精准调整的问题，这恰恰是帮助政府进行经济管理的重要助手与抓手，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在互联网方面的延伸；需要更加全面而立体的理解工业互联网在经济全球化竞争加剧与我国内部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重要作用。

二、工业互联网必将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供需平衡模式的建立。

诚如笔者一家所言，工业互联网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命题，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技术手段，则其必然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理论模型，特别要遵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模型。云南省的周强先生在 2015 年底出版的《新市场经济论——西方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问题述要与市场经济理论底层重构》，提出了一个供需平衡模式论（三种平衡模式论），笔者甚为推崇；该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市场管理水平不同而出现的不同的市场产品供应过剩和需求未充分满足的情况，以及价格因投机而产生的波动情况。

每一种供需平衡模式市场的产品供应与需求都包括两个平衡维度：一个是稳定性，即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包括经济整体的波动和产品价格的波动两个层面；另一个是充分性，即需求获得满足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以及已满足者的需求所处的层次水平。

一是自然平衡模式。即，按照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形成的供需平衡模式。在这种平衡模式下，供应与需求严重不平衡，投机严重，价格波动很大。

二是公平平衡模式。即，在社会环境公平和分配公平的基础形成的供应平衡。在这种平衡模式下，供应与需求基本平衡，投机很少，价格波动较小。

三是自由平衡模式。即，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基础上实现的供应与需求平衡。在这种平衡模式下，供应与需求完全平衡，没有投机，没有价格波动。

自然平衡模式是资本主义初期的平衡模式，公平平衡模式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平衡模式，自由平衡模式是共产主义社会阶段的平衡模式。

在自然平衡模式与公平平衡模式之间有一种过渡性的平衡模式，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就处于这样一种过渡性的平衡模式状态中。那么我们能否借助工业互联网推进公平平衡的市场建设就成为了一个宏大的课题。这种模式，也是对习总书记所强调的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核心机制的重要实践。

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建设必须严格遵循市场的规律。如若众多的企业缺乏主动性，仅仅靠几家以推广自身技术为己任的大企业来反复宣传是不能够建设成功的。如果诚如笔者所言，那么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必然会经历三个重要阶段。首先解决企业与企业间以精准供需关系为主的交易关系问题；其次解决的是企业内部产能激发与企业间产能协同的问题；最后解决的是大规模个性化需求定制生产能力问题——工业互联网终极目标。

第一阶段，以企业与企业精准交易关系网的建设为主，也就是最大程度的将社会需求全面显性化。这一阶段应该是以互联网建设为主，物联网与大数据建设辅之；大量有效需求的呈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来源，这也是自然平衡模式下经济组织以盈利为唯一目标的重要体现。也只有这一阶段的顺利完成，企业才会自愿地将自身相关数据贡献给工业互联网平台来进行价值的交换，通过引导合作双方逐步推进数据的更加精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工业大数据才能够真正出现自生长的态势。

第二阶段，当大量的有效需求呈现在企业面前的时候，最大程度的有效供给（也就是产能）就变得极为重要，企业就会有充足的动力进行企业内部包括智能化改造在内的技术与装备升级，当个体不能够完成一定量需求满足的时候，会自发展开企业间协作！在这一阶段以物联网建设为主，工业大数据建设、互联网建设次之；这样社会各种生产要素将向生产制造实体汇聚，才能够做到做大大企业的同时兼顾到了各类中小企业的发展，真正实现经济的脱虚向实！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社会分工将会在工业互联网的辅助下进一步细化，当外部需求可以通过工业互联网精准匹配的时候，企业将会更加专注某一细分领域的不断优化与提升。

第三阶段，当前两个阶段能够完成的时候，全球消费者或用户的需求将会在工业互联网层面自发进行汇聚与分配，通过大规模需求定制的方式满足消费个体真正的差异化需求。在这一阶段，工业大数据与物联网层面的建设为主要任务；而政府将会通过工业互联网将自身重要的经济管理能力得到最大延伸，使整个社会经济模式向公平平衡模式过渡。

同时在第三阶段，全球工业将会在工业互联网的支持下进行重构，各地区将会根据各自经济的特点与优势进行资源的再平衡、再分配；经济全球化将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进行固化，全球生产力将得到极大的激发与释放，可以说得工业互联网者得天下！

四、克服工业互联网建设过程中的三大难点，是成功的重要保障。

难点一，政府不能缺位，要敢作为、善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 15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或许，笔者在某一方面是一个悲观论者。在当前的工业互联网建设过程中，笔者认为政府如果不尽快提高警惕必将丧失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主导权，继而丧失利用工业互联网延伸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大机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只手”，有可能会变成“一只半手”甚至“一只手”。

例如从工业大数据的层面来看，作为未来的工业石油（有可能也是工业炸弹）其应用必须是政府主导之下，工业大数据的使用应该定位于激发生产能力这一主要目的，切不可成为单一或者一群商业企业控制工业的武器，这一点并不是耸人听闻，否则悔之晚矣。工业大数据的存储、安全管理应该是政府不可或缺的责任和义务须纳入到政府主导之下（商业运作可以交给公允的第三方机构来进行运作）；政府必须在工业大数据管辖权、所有权、使用权三个方面作出清晰的界定与制度性的保障。否则，待到从某一完全商业机构进行数据获取与迁移之时，则无异于“虎口拔牙”了，造成的损失与危险将会是不可估量的。

难点二，政府必须在全球视野下打破工业互联网建设过程中的技术与观念壁垒。

在工业互联网时代，经济的竞争格局是全球性的，地域的界限随着通信技术的加速发展，已经变的越来越模糊了。但是竞争的胜出是各国解决自身内部问题为轴展开的。诚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教授在《“内功比拼”将成中美竞争关键——中美正在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一文中所述：中美结构性权力的此消彼长并不是以“修昔底德陷阱”所设定的军事冲突模式所进行，而是“谁更能解决好本国国内问题”为轴展开下去。中美之间未来谁更能在全球秩序中拥有话语权，关键不是谁能在两国战争中胜出，而是谁更能创造本国的美好社会，并帮助全球建立更好的未来。

所以，我们参与到全球化的竞争过程中去就必须吸引全球领先的技术与资源参与到我们的工业互联网建设过程中来。不同的技术与资源政府应该引导到解决不同的经济问题方向上去，选择不同技术与资源的标准就是能否解决政府经济管理中的不同痛点，全球的技术与资源都应该政府的主导下打破技术与观念的壁垒参与到中国工业互联网这一全球性平台的建设过程中来，也只有这样，才不会被一家或几家技术领先性的公司牵鼻子走。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必须是第三方的，客观的并相对公益的，而不是具备某一、或某几家具备鲜明特点的大企业所主导。否则当工业互联网发展到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时候就会出现因某些企业的基因特色而出现发展瓶颈。毕竟政府的目标是促使供给侧改革的成功、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再造几个国际化的数据寡头。

难点三，以数据自生长型为特点的泛工业信用体系的建立。

工业互联平台如若成为全球工业资源的配置与协同平台，那就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特点：供求关系的精准传递与精准匹配和平台信用体系的公信力，二者互为促进；依据工业大数据建立起来的信用体系，在大数据作为公允的评价手段之下，企业未来拼的是产品的质量、产品的先进。这一大环境下，才会促使社会生产分工的精细化，在这一环境下才能够催生类似于某些国家只生产一类螺母的企业就能够打造成为百年企业。这样才能够促使工匠精神的普及、百年企业的传承。

也只有在这一信用体系之下，才能够将产品的全寿命周期、和全寿命周期费用严密的整合起来，引导企业在产品质量与成本价格间作出科学平衡；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市场的竞争趋于良性，避免打价格战或者以次充好，达到习总书记强调的新经济常态下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

五、争夺工业互联网建设的核心区域，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工业互联网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张经济的大网；从不同的侧面来看，它既是政府经济管理的延伸网，也是企业焕发活力的交易网；它既是汇聚工业信息的数据网，也是技术发展的创新网；它既是一张工业装备的感知网、也是个性需求的定制网；它既是一张充满资金的金融网，也是网络人才的智力网……所以，工业互联网的立体性、多维性、动态性、吸附性等特点决定了谁在这次工业互联网浪潮中把握住机遇，成为全球工业数据的交汇中心，全球工业生产力的调度中心，则谁就能够成为世界智力资源的汇聚地、技术资源的汇聚地、金融资源的汇聚地，则谁就能够矗立于世界经济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