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E20研究院执行院长、湖南大学兼职教授薛涛在“2019(第二届)环卫一体化高峰论坛”上，以“大数据里看环卫市场化中盘和垃圾分类开局”为题，尝试用大量数据剖析环卫市场化发展以及垃圾分类的广泛推行后对环卫市场的影响。
薛涛
前言
“本次论坛非常荣幸请到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中心的余宁主任。E20研究院很多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以及观点来自于自2017年起在宁波市参与的垃圾分类市场化以及收费机制研究项目” 薛涛说。首先他分享了三个这两三年以来对环卫市场化以及垃圾分类相关的感受，开始了整个38分钟的报告：
第一，我们曾经在2017(第十一届)固废战略论坛上的演讲中提到，我国垃圾分类的趋势一定是宁波正在做的干湿分离的四分类，而不是几年前深圳和苏州做的三分类。这个观点从去年到今年已经得到了充分印证。干湿分离对于环保产业界来说非常重要，对环卫、垃圾处理甚至一些设备或药剂类的行业的影响都非常深远。
第二，华东地区一向是环卫市场化的第一阵营或者第一战场，而江浙则是我国环卫市场化最受推崇的地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江浙地区的政府更加尊重市场和政府之间的边界，也更加尊重契约精神。行业内有这么一种说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与江浙政府的合同很难签，但签下来后的执行状态会非常好。”
第三，通过在宁波深度参与垃圾分类的实践得知，垃圾分类与传统的环卫、垃圾焚烧、污水处理市场化仅涉及政企边界的问题不同，垃圾分类更多是政企民的多边界问题，因此是环保行业中与公共管理学科关联度最大的一个子领域。正如论坛上午陈海滨教授(推荐阅读→陈海滨：垃圾分类企业的定位与任务探究)和刘建国教授(推荐阅读→刘建国：垃圾分类推动环卫行业不断升级)演讲中所说，如垃圾分类本身全面的市场化是不可取的，需更多结合社会管理，形成政企民三方的共建机制。而环卫企业恰恰是离垃圾分类最近的一个阵营，需要为城市垃圾分类提供一些接口性的服务，此次的演讲中将详细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在此，我们希望通过对每年大量标讯数据的重新归纳分析(若无特殊说明，数据来源于E20研究院数据中心的E标通系统)，来反映一些环卫市场活动的客观表现，其中也包括一些前述专家不认可的比较贵的前端涉及垃圾分类装备的采购现状。
首先 ，我们要通过数据来看今天演讲的两个主题：
第一是环卫市场化的中盘。大家很高兴，我这个“中”不是“终结者”的“终”，是“中间”的“中”，这是由于我们通过大量数据的分析来看，市场的表现有很多符合“中盘”的特征。
第二就是垃圾分类的全面开局。宁波在世行项目影响下，自2011年起就开启了很高标准的垃圾分类全面规划工作，为我国垃圾分类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但这里我们说的开局更多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开局。这个开局的时间点不是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或《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的出台，而是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强制生活垃圾分类的实施。上海的强制实施让我看到垃圾分类真正走向了大众媒体，包括吴小波，包括各种财经的报纸。以往环保圈的事从未在大众媒体上大面积出现，只在我们的专业媒体上进行讨论。上海这次的强制，尤其是撤桶让老百姓感觉有些许的不方便，突然让大家意识到习总书记说的“新时尚”是真要干。之前宁波、厦门、苏州等地垃圾分类工作做的很好，但是除了这几个城市的老百姓以外，其他地方的居民其实并没有切身的体会和感知。随着上海市垃圾分类强制实施的开展，今年以来在大众媒体端各种关于垃圾分类的争论也多了起来。包括即将实施强制分类的北京，上午常纪文老师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推荐阅读→常纪文：垃圾分类国策下的环卫服务管理升级)，其他46个试点城市甚至后面的292个地级市，甚至还有江浙的部分县级市，我认为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开动的时代。
除此之外，后续我们还将讨论在垃圾分类的推进过程中，环卫市场化到底在商业模式上会受到什么影响。
环卫一体化趋势
上午陈海滨老师的演讲中提到环卫一体化无论是城乡一体化还是业务范围的一体化，所有的一体化都不仅仅是市场化的扩大(推荐阅读→陈海滨：垃圾分类企业的定位与任务探究)。认真解读2014年的国发60号文(《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我们发现文中在这一轮改革以及增加市场机制配置作用的中间，有一个因素谈到了基础设施的集约化运行，在2018年(第十二届)固废战略论坛上的演讲中以“四维集约，合纵连横”为题具体描述过固废产业领域中集约化在四个维度上的应用(推荐阅读→薛涛：四维集约，合纵连横—固废产业年度盘点)。集约化和市场化两个概念交织在一起，才是现在行业内常说的环卫一体化概念。
上图中从多维度呈现了环卫一体化，不仅体现在中间端的环卫链，更体现在前端和后端之中，以近两年环卫行业的发展来看，一体化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简单来看，以中环洁为代表的传统环卫企业、侨银环保等以绿化养护为主营业务的企业、龙马环卫/中联环境/傲蓝得等以环卫车辆设备制造为主营业务的企业纷纷参与了环卫市场化运营。近年来这些企业纷纷在业务范围上进行了拓展，将城市中的管家服务统统纳入了现在环卫市场化的服务范围之内，称之为横向一体化。另外包括焚烧厂、填埋场以及湿垃圾处置厂在内的末端处理设施也被大型市场化环卫企业纳入服务范围，称之为纵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的趋势在2018年之后也愈发明显。但我们观察发现环卫企业对于焚烧厂的扩张还是较困难的，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年底2019(第十三届)固废战略论坛中还会详细探讨。主要问题在于末端处置的龙头企业(尤其是我们的影响力企业)优势及集中度非常明显。但是垃圾分类的开展，会给我们后端一体化提供新的品种，同时提供更多的机会。总的来看，环卫一体化的项目一般是相对较高端的项目，也对信息管控以及装备的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数据观察，我们发现环卫一体化项目一般体量较大，在过去三年的环卫一体化项目中，年服务金额在500万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了94%，而体量小于500万的项目占比仅有6%(见左上图)。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环卫一体化项目中(以年服务金额计)，横向一体化项目最多，占比达到92%，也就是一体化的趋势出现在城市管理服务的部分更为明显。纵向一体化项目相对较少仅有不足8%，横纵向加在一起的项目占比则更是凤毛麟角，占比仅为0.22%(见左下图)。
按照参与主体的不同分类(见右图)，我们发现以启迪环境为代表的垃圾焚烧、污水处理为主营业务的A方阵企业在纵向一体化项目较多，以项目数量计包含纵向一体化的项目可达到该类企业环卫一体化项目的15%左右。纵向一体化项目包含末端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得益于优秀的资本运作能力，A方阵企业更易获得纵向一体化项目。其次是以北环为代表的地方环卫企业的市场化企业，纵向一体化项目占到其全部环卫一体化项目的近10%。地方环卫企业主要得益于其在本地的地方政府关系，更易获得本地末端处置项目，形成纵向一体化运营的实质。而其他种类的环卫企业承接纵向一体化项目则相对较少。
除了从数据上分析以外，E20研究院征集了环卫一体化项目的优秀案例。结合来看，我们认为优秀的一体化项目，与当地原有的分散式运营及管理相比，提升主要体现在上图中的六个方面：机械化作业水平的提高，智慧化管理水平的提高，产业链衔接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纵向一体化以及资源化中间的跨产业协作问题)，区域统筹协同水平，两网融合协同水平(主要是与垃圾分类有关的可回收物城市矿山网和环卫网的综合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现有资源的配置效率(主要是存量的车辆和人员管理的提升)。
从这六个方面的提升，我们挖掘了一批优秀的环卫一体化项目。包括北京环卫的宿迁市区的环卫项目在存量资产上和人员管理上的一些方法。
侨银环保，至今最大金额的区域一体化项目，官渡区的项目，由于它的区域面积非常大，在区域统筹协同水平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管理的提升。
类似的还有中环洁的黄山项目，与官渡项目不太相同，黄山生态环境非常好，乡村面积非常大，现在的城乡共治、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核心是对垃圾的管理。因为它对水源的保护是影响非常大的;在黄山环卫一体化案例上，与前一个案例对比，我们更关注的也是区域统筹，但是关注不同的是如何把城乡统筹管起来，如何把乡村的垃圾管好，避免对水源产生污染。
以及启迪环境蚌埠项目，启迪作为老牌的末端环卫公司，逐渐走到前端，全面覆盖环卫一体化。启迪环境在城市矿山领域也有自己其他的布局，在蚌埠项目中，在两网融合中做出了尝试，结合了一些互联网的手段，将两种物资流进行了整合，提高资源循环的效率。
这都是我们这次论坛评选案件中的一些典型项目，供大家参考。
环卫市场化中盘
对近年来环卫项目的总体情况分析(见左图)，我们发现，无论从中标项目数量(见左图蓝色及右上图)还是中标金额(见左图橘色及右下图)方面来看，今年到目前为止，增速都在减缓(见左图黄色)，甚至可能走向平滑。可以看到2019年9月，中标数量、中标年服务金额，均小于2018年，这也从数据方面佐证了大部分市场化环卫企业今年以来的压力感。
分区域来看，华东地区无论在环卫项目还是一体化项目中都是绝对的主战场(见左图)，华东区的项目(以年服务金额计)明显多于其他区域。而按省份来看(见右图)，广东、河北、浙江、安徽、江苏、河南等省份总体环卫项目金额较大，同时也是一体化项目金额较大的主要省份。
从服务年限角度来看，服务年限越长的项目年服务金额越大(见左上图)，一亿以上的项目中，约近40%均为十年以上服务期限。反过来看服务年限十年以上的项目年平均服务金额超过3000万元的占绝对比重。对于有意走向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环卫企业而言，服务年限越长、项目平均年金额越大越稳定，自然也受到更多青睐(推荐阅读→从庄臣控股上市，看我国环卫行业及企业发展之路)。
除了简单的看项目体量外，E20研究院更关注市场化项目商业模式的变化，也就是市场化企业和政府之间服务模式的变化。众所周知，行业内至少有三种服务模式，包括PPP、购买服务及特许经营。特许经营一直较为适合于单体末端处置的BOT项目。从数据统计来看，越大的金额，PPP的比例越高(见左下图)。今年1月份开始，伴随着去年东方园林等跟我们行业没关系的水务行业的PPP整顿，环卫行业受到了误伤。环卫PPP项目减少了，政府因为纯政府付费受到控制，或者资本方的原因，或者因为程序上的原因，或者因为时间的原因，做PPP时间很长，要入库等等这些不利因素，2019年的PPP明显减少了(见中下图)。这对环卫行业是非常不利的，如果没有2014年、2015年的PPP模式，环卫行业长周期的商业模式可能要很久才能诞生，区域打包以及较大的服务金额都是因为PPP模式下带来的政府操作模式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但在当前受到水环境包括园林景观PPP项目的紧缩，也给本受益于PPP而发展的环卫行业带来了额外的压制。在座的市场化的企业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不能完全迷信中央的所有文件，因为地方政府和企业会在博弈中自主选择可行的模式，使得部分部委的司局级文件如果脱离实际就会失去强制力，这与我国的央地以及部委间的博弈关系有很大关联。
因此当PPP模式走不通的时候，或者影响项目正常推进的时候，地方政府和企业包括咨询公司等等，会作出其他选择。例如十年以上的环卫项目，根据国家某部委规定，应该采取PPP的模式开展，但是数据显示，有近一半的十年以上项目实际采取了3×N或3×N+M的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见右下图)，理论上来讲并不严谨，合规性方面有很大值得探讨的空间，但是却是实用的。另外还有43%的项目采用了入库的PPP模式，合规角度来看更加稳健。另外还有7%的项目采用了特许经营的方式，我们认为特许经营仅仅适合于末端处置的BOT项目，在环卫领域除非是纵向一体化项目中包含末端项目建设运营才会用到特许经营的概念，而单纯在中端环卫运营服务项目中使用特许经营是PPP泛化的误导所致。(推荐阅读→薛涛：环保PPP年度盘点，分类后的顶层思考与产业变局、又见环卫特许经营，长沙垃圾转运站预中标公示(附专家点评))
另外在购买服务的体系下，我们可以看到在2016-2019年前三季度，由于前述的原因，长周期(10年以上的)PPP在减少，甚至1-3年和3-9年的较长周期项目都有所减少(见左上图)，取而代之的是1年以内项目的抬头趋势，这样的变化是市场化环卫企业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受到PPP调整的连带负面影响却是目前必须面对的实际情况。而从不同规模的中标项目来看，2019年以来年服务金额在五千万以上的环卫项目与去年相比明显减少(见右下图)。目前来看，环卫行业与其他领域一样，已经进入了马太效应最为明显的发展中期，强者恒强的局势已然形成。
从市场迁移角度来看，一方面是习总书记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和城乡统筹，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市场高度竞争的结果，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项目出现在乡镇。分省份来看，浙江、广东、江苏等省份的环卫市场化项目最多，同时乡镇级项目也大量在这些省份出现(见左上图)。单看城乡一体化项目，则是山东、河北、河南等省份相对项目数量较多(见右上图)。从平均年服务金额来看，总体来讲城乡一体化项目的平均年服务金额近几年来始终保持在1000万以上，整体项目质量比较理想(见左下图)，而乡镇项目的平均年服务金额基本保持在300万左右(见右下图)。
乡镇项目数量的占比来看，截至2019年前三季度，乡镇项目的数量已经占到全部环卫项目的35%，较前几年有明显上升(见右上图)。从金额角度来看，2019年前三季度，乡镇项目的年服务金额总值已占到环卫市场化的近三成(见右下图)。
环卫企业小而散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据统计目前已有一万余家环卫企业参与环卫市场化竞争。总体来看基本符合“二八定律”，项目数量占比20%的较大规模项目(500万以上)，实际供应了80%的项目规模(见左上、左下图)。
这张图再次证明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我们统计了在不同规模的项目中中标企业的数量。项目规模在500万以下的中标企业最多，去年和今年都达到4000余家，但这80%的项目数量仅贡献了20%的总体规模，都是小项目。我们更关心的是那仅20%的数量却占据80%规模的大项目，尤其是五千万以上或者一亿以上的项目。其中一亿以上的项目最典型，今年一亿以上的项目仅有8家中标企业，这个数字在去年是16家，这再次佐证了马太效应。这个数据体现了行业发展进入中盘以后逐渐开始出现集中，我们也相信之后的两三年，环卫行业也将有大量的并购事件出现。这个在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领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中等级规模以上的企业之间发生并购。
上图展示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不同规模项目中的竞争。从相对规模较大项目(5000万以上)角度来看，地方环卫企业市场化以及固废、水务A方阵扩张的企业占比明显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地方环卫企业更易在本地进行纵向一体化的延伸，取得涵盖末端垃圾处理运营的项目，此类项目一般规模较大。而A方阵有明显的资本和品牌优势，在末端垃圾处理项目的竞争中拥有优势。
拆解来看竞争主体的变化，2018年-2019年前三季度最明显的减少来自A方阵，但我们认为在之后的几年，还会有更多尚未进入环卫市场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A方阵企业参与到环卫市场化竞争当中。另外我们看到2018-2019年前三季度，车辆设备市场化延伸的环卫企业有明显增加，来自市政绿化的市场化延伸的企业占的份额在今年前三个季度也有明显增加。
再回来看企业的规模效应，E20从2017年起开始发布环卫的十大影响力企业。(推荐阅读→固废战略论坛：2017固废&环卫年度影响力企业等11大榜单揭晓)五千万以上的优质环卫项目中有55%是归属于环卫十大影响力企业(见左图)，而一亿以上的项目则被八家企业拿走。另外一方面来看环卫行业的集中度情况，不同于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领域，自2016年起环卫行业集中度略有提高，但并不明显。原因在于有大量的小企业存在于市场化的竞争当中，形成了庞大的分母。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统计的污水处理及垃圾处理行业的集中度是总体集中度，是将未市场化运营的项目(政府直接运营)也统计在内后所得，而环卫的集中度则是仅统计市场化项目中的集中度。若将政府运营的环卫项目也纳入统计，环卫行业的集中度将减半，大约在10%左右。
垃圾分类
下面来看垃圾分类，上图展示的是近年来推出的环卫项目中垃圾分类项目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2018-2019年前三季度以来带有垃圾分类的项目是上图中深绿色(环卫+垃圾分类)以及黄色(纯垃圾分类)的项目比例大大增加。
垃圾分类项目无论从数量还是金额来看，在2018年均大幅提高，2019年则进一步提高(见右上图)。从服务年限来看，垃圾分类项目主要以一年及以下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主，占比达到77%(见左图)。而从年服务金额来看，纯垃圾分类的购买服务项目的平均年服务金额始终保持在300万左右(见右下图)，有小幅的波动。
在2016-2019年前三季度的四年里，垃圾分类项目逐渐增加，主要集中在华东等地区，这与经济发展和人口密集程度等有密切的关系(见左图)。
在垃圾分类市场中，我们更关注的是首批46个试点城市中的垃圾分类推进进程。我们发现2016-2019年前三季度，垃圾分类市场中67%市场份额(按照年服务金额)来自于46个试点城市(见左上图)，2019年前三季度，试点城市垃圾分类项目市场份额达74%(见右上图)。
在46个试点城市中，北京、南京、郑州、上海、武汉、深圳、苏州、宁波等城市是垃圾分类购买服务相对较多的地区。需要注意的是，上图中统计的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招标进行的垃圾分类服务项目，并不代表城市在垃圾分类工作上的投入。
结合E20研究院的研究，我们对市场化垃圾分类的服务模式进行了简单分类，我们认为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宣传型、常驻型以及可溯源型。第一类宣传型分类，主要提供垃圾分类的宣教服务，部分提供巡视服务，主要应用于农村等独立住户或城市小区垃圾分类的宣传及检查。这类项目中带有少量垃圾收集设备(垃圾桶、箱、亭等)，但一般不包含督导、分拣、收运服务。宣传型分类项目由于服务内容相对较少，服务单价相对较低，在50元/户/年左右。第二类常驻型，与宣传型相比，常驻型提供督导员、分拣、收运等服务，属于重度服务，但是不对垃圾收集设备(垃圾桶、箱、亭等)及体系进行本质调整。这类项目较宣传型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相对服务金额也有所提高，一般达到100-150元/户/年。第三类可溯源型，主要分为通过改良垃圾收集设备(垃圾桶、箱、亭等)和通过发放印有二维码(或条形码)的垃圾袋两种方式形成可溯源的垃圾投放、收集机制。其中垃圾收集设备主要以智能垃圾箱为主，智能箱体单价在6万元左右，服务于1000户左右居民需要6-7组智能箱。另一种方式通过印有二维码的垃圾袋(宁波模式)，则不需要对现有垃圾桶等收集系统进行调整。无论采取上述哪种溯源方式，其本质是在常驻型的重度服务基础上加入可溯源机制。这类服务模式相对价格较高，一般在200-300元/户/年，大多用于试点城市的示范小区。
我们发现，在外部市场化的垃圾分类项目中，仅有13%的项目采用了可溯源模式的垃圾分类(见左图)。从服务期限来看，可溯源模式的垃圾分类项目中服务期限超过1年的比例相对较高(见中上图)，这与其重度服务加设备投入的深度绑定有很大关系。另外可溯源模式的垃圾分类项目在试点城市中应用比例更高，达到74%(见右上图)，主要原因在于试点城市尤其是试点城市中的示范小区需要通过可溯源的前端垃圾分类探索与其配套的奖惩等配套机制，从而形成有效的长效机制，使垃圾分类工作可持续。
垃圾分类对环卫的影响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垃圾分类对环卫产生什么影响。左图前文中有所展示，是近四年内垃圾分类项目数量占整个环卫项目数量的比例。而在传统的环卫项目中(年服务金额500万以上)，服务内容有涉及垃圾分类的项目在2017年以后虽有所增加，但仍仅占2%，相对较低。但据我们了解，很多未提及垃圾分类的环卫市场化项目后期都有通过协商增加垃圾分类服务的情况，因此这个标讯比例并不完全显示市场实际情况。
而从运营主体来看，前文曾展示目前我国参与环卫市场化竞争的运营主体已超1万家，其中只参与环卫市场化而未涉及任何垃圾分类相关业务的占比达到94%。剩下的几百家中有近半的运营主体只参与垃圾分类相关业务的运营，一半的运营主体既参与环卫市场化也参与垃圾分类(见左图)。从企业类型来看，参加垃圾分类最多的是市场化环卫企业、物业保洁市场化延伸企业、市政绿化市场化延伸企业，三类占比共计超过95%(见右图)。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重新审视环卫一体化的发展发现，在实行垃圾分类以后，环卫业务中引入了更多元素，在横向一体化中主要体现在服务内容的增加，如前端物业管理、垃圾分类的运营、中端分类收运、中转站升级等。在纵向一体化中主要体现在分类后新的垃圾品种带来的处理或利用需求，主要包括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大件垃圾、装修垃圾等的资源化利用或处理以及可回收物的回用等。对环卫企业市场化企业而言带来更多选择的同时也引入了新的思考，作为离垃圾分类最近的群体，是否应该进入前端垃圾分类市场?如何进入垃圾分类市场?在这个问题上，刘建国老师和陈海滨老师的演讲中已经给出了一些思路，作为固废处理链条末端的处置企业，实际上很难直接介入垃圾分类相关业务，尤其是处于最前端的垃圾分类运营类业务。但是环卫企业离垃圾分类更近，他们怎么参与这样的项目，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目前来看垃圾箱的升级，中转站的升级以及车辆的升级是垃圾分类所带来的最直接的需求提升，其中正如宁波余主任演讲中所提到的，包括车载称重系统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尚未解决，还存在大量的发展空间。而在末端我们相信46个试点城市将产生大量的特许经营BOT业务形态的厨余垃圾处理厂的建设运营需求，厨余垃圾处理需求总量将至少占到垃圾焚烧体量的四分之一左右。我们也在观察深圳等地在中转站对湿垃圾进行分散式消纳的方式，这部分内容年底固废论坛我们将详细介绍。另外我们也关注到建筑和装修垃圾，大件垃圾还有其他再生资源的消纳，这些部分都是在垃圾分类影响下固废行业进入3.0时代以后带来的新需求。
新需求爆发的同时，也为市场化企业带来了新的困扰，商业模式一向是固废处理行业的难点问题。近年来，虽然创新的商业模式更多了，但是比以前更不稳定。PPP和特许经营什么关系，哪些该用PPP，哪些该用特许经营，哪些该购买服务，政府和市场上的主体并不清楚。同时上述各种商业模式均过度依赖政府付费，企业很难构建独特的竞争优势。此次环卫服务的扩容、垃圾分类的出现、末端种类的增加，注定要对现有商业模式造成影响，横纵向一体化的集成，必将带来更加复杂的商业模式。上图中展示的是环卫一体化过程中所使用的部分商业模式及集成关系，相对较为复杂，可参考2017、2018固废战略论坛上的演讲中对这个图详细的解释(推荐阅读→薛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垃圾分类下的固废产业新格局)(推荐阅读→薛涛：四维集约，合纵连横—固废产业年度盘点)。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已经在探索装修垃圾的溯源和污染者付费制度，相信不久的未来将出现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使图中部分业务由右侧政府付费向左侧使用者付费飘移，从而形成更为稳定的长效付费机制。同时在面临着无废城市建设的需求当中也将出现更多新型商业模式。
最后，我们再回来计算一下垃圾分类到底给环卫的投资和运营产生多少增量。目前我们仅对黄线下的环卫网部分内容进行了测算。黄线以上的回收网部分内容政府不宜过度干预，此处的模式及空间还有待审视，我们也将在年底的固废论坛中做详细分析。单从环卫链条上来看，以百万人口里计，第三方监督和引导服务上有7078万/年的服务空间，由此推算垃圾分类在前端上有超过600亿的运营空间，由于需要政府持续的支出，很多企业担心政府有没有这样的准备进行长期支付，我们也认为政府过度参与的垃圾分类模式不可持续，但在目前试行推广阶段却必不可少。除了前端以外，相对更清晰的则是中端分类收运的车辆、中转站的升级改造等等内容，经过测算每年能带来100亿投资增量空间。而在末端，我们曾测算过厨余垃圾的增量空间在50亿/年。整个系统都对我们环卫的投资带来需求，同时也对我们政府的支付带来了挑战。
以上海为例来看，近年以来上海做了很多工作，已经购置了众多分类收运车辆，也规划建设了很多处置设施，部分尚未投入运营。但可以看到的是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必然会对整个环卫链条产生重大的影响。
本次报告内容主创团队
(审核编辑: 智汇小新)
